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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說明,2017年版的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不是拍給看過1974年薛尼盧梅Sidney Lumet版的人看,更不是拍給克莉絲汀Agatha Christie原著的鐵粉看,更不是拍給已經看過大大小小影視舞台改編版的人看──畢竟出版於1934年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貴為偵探推理經典,已經喪失了「解謎」的樂趣,還有什麼可以說嘴的呢?話說回來,那肯尼斯布萊納執導的這部2017年版的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,是要拍給誰看的呢?

 

想想,看過1974年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電影版本的人,不知道現今活著的還有幾個;這回2017年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顯然電影公司設定開拍的前提是──觀眾沒看過1974年版,也沒有認真讀過原著小說,更不會記得當年的白羅探長是亞伯芬尼Albert Finney飾演,於是電影很信任原著小說,採取枝同骨不變的翻拍一次,順便把肯尼斯布萊納變成翹仁丹的白羅探長。

 

長期演出莎翁作品的肯尼斯布萊納,都可以把【雷神索爾】搞得快變「李爾王」,把【灰姑娘】拍得那麼像「灰姑娘」,表面總是認真的把故事講了一遍,真正的重點反而需要觀眾自己挖掘。看電影過程中,我總會不自覺想到這幾年轟動一時的福爾摩斯改編,無論是電視版的【新世紀福爾摩斯】或是蓋瑞奇電影版的【福爾摩斯】,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靠得是對於犯罪現場的蛛絲馬跡,透過燒腦的線索,找出破案的證據;克莉斯汀的白羅探長透過不斷地對話問話過程,面對法律與人性/道德間的辯證。意思就是相較於福爾摩斯新意無限的改編,要把克莉斯汀的作品呈現在銀幕上的難度重點在於「節奏」背後的意旨。

 

身為偵探推理小說的經典作品,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案情、故事、角色等,能更動的地方實在太少,舊版薛尼盧梅用許多對話鏡頭的組合,來表現白羅探長解謎的過程,肯尼斯布萊納則是配合這個時代的觀影節奏,配上蒙太奇剪輯,快速地交待前提,把前後因果全新排列組合,採取讓茱蒂丹契、威廉達佛、蜜雪兒菲佛、強尼戴普、黛西蕾德莉、潘妮洛普克魯茲等全明星炫目的外衣,在這個有如舞台劇的密閉空間,上演著不同派別的演技,它無意讓觀眾像讀原著或舊版電影,一起參與解謎的過程,它不懸疑(或許我已經知道過程)、也不推理,也沒有跌宕起伏的抽絲剝繭,它要的是在這許多虛實交錯的語言裡,利用這個兇殺案,把舊時代的人性論述,用新的電影技術再次搬演一次。

 

回到克莉斯汀的寫作年代,當時的她經歷了世界大戰,看過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拉扯,百廢待舉、經濟蕭條、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與階級禮教巨烈變革的來臨,什麼是公平?什麼是正義?什麼是人活在世上的目地?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是克莉斯汀把1932年的林白之子被綁架謀殺案的新聞,及自己在1929年搭乘東方快車被困在土耳其的經歷相互融合所寫下的故事。舊瓶裝新酒,靠得是舊瓶的熟悉感,裝新酒的味。再重申一次,我無意比較1974年版跟2017年版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孰優孰劣。如何在新版中挖掘出我過去未曾體會過,關於克莉斯汀原著裡未曾挖掘到的感覺,才是我這次看新版改編的重點。

 

以前我從未想過「東方快車」代表的意思是什麼,在冰天雪地裡被迫停駛的列車,讓12個人身處一室,每個角色背後的人生,都有它的秘密,外在環境的致命,內在空間的死亡,讓這班開往東方的快車,成了複雜的人性空間。從一開始眾角色上火車的遠鏡頭,進行到黑白攝影帶出宗教性強的刺殺場景,到最後場景構圖有如達文西「最後的晚餐」,利用上帝視角的觀看人性的動機不言可諭。

 

最重要的是,2017年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拍出了白羅探長的黑白道德觀的改變。影片開場,白羅探長破獲了一起失竊案,身為一個以破案為樂的探長,他的世界觀只有黑與白,但隨著破解東方快車謀殺案的過程,越是知道真相,越是動搖他的根本信念,尤其是第二條故事線阿姆斯壯的女兒謀殺案真相浮出,受害者如今成了加害者,同情兇手亦或是制裁兇手,「殺人者死,傷人者處刑」推理的背後法理與人性的兩難,黑白對錯已經不再是判斷的唯一標準,沒有粗暴的二分法,接受了一個不完美的結果,進入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,面對法律也處理不來的惡之華,白羅探長這個角色完成了一次成長,就是這點,讓我覺得搭上2017年的這班【東方快車謀殺案】的車票是值得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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